浙江嘉興桐鄉市法院2月7日通報稱，一年內，勞動者在同一勞動保障監察部門以拖欠農民工工資名義討要工程款3次及以上，或者在不同勞動保障監察部門討要工程款5次及以上的，將被納入“勞動者維權異常名錄”。其他進入這個名錄的條件還有在同一勞動保障監察部門、勞動仲裁院、法院在三年內提出一定數量的投訴、仲裁申請和訴訟。上榜的異常維權勞動者將被及時通報給轄區內各勞務中介、人才市場、行業協會等，同時，對異常維權勞動者，當地部門將在勞動監察、仲裁、審判等環節對相關案件從嚴審查。
通報顯示，“勞動者維權異常名錄”每年調整一次，已納入名單的人員如不再符合標準，將從名單中移除。有報導說，這一做法有可能會在中國全國推廣。
對此，網民們紛紛表示，“先管管政府欠款吧，誰能管得了，政府欠企業的，企業欠工人的，這是根源。”、”沒有侵權哪來的維權，為啥不建個侵權人名錄？“、”為什麼要討薪？不就是沒按時發工資嘛！逼得人家都要強制討薪了，誰對誰錯很明顯了！“、”還是不肯治理好源頭問題！如果沒有欠薪，何來討薪？
自由亞洲電台報導稱，該治理方式並非嘉興首創。2020年5月，浙江省湖州市南太湖法院首次發布“勞動者維權異常名錄”。湖州法院通報稱，該名錄是為了處理勞動者“碰瓷”企業現象，規制權利濫用，合理配置仲裁資源和司法資源。
一位匿名的深圳勞工維權人士表示，“勞動者維權異常名錄”此前在廣東省也存在，只不過並未公開。
該維權人士說：“這個事情並不新鮮。十幾年前《勞動合同法》剛剛出台的時候，廣東這邊就存在這個問題。有的人說是勞動局給的名單，也有人說是企業給的名單，但這並不是公開的，只是在人才市場上和人力資源經理之間流傳。”
該人士表示，所謂的維權“碰瓷”都是基於企業存在違法違規行為的事實，相關監察和執法部門應依法辦事，而不是去區分勞動維權者是否是惡意維權：“不管工人打官司多少次，都是對違法行為的糾正，也是對自己權利的保護，這是工人有法律意識、有權利意識的表現。政府作為執法部門不應該把這個看作是異常現象，除非說維權者濫用法律程序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。勞動者合法保護自己的權益，我覺得不應該有歧視。”
位於美國的人權組織“中國勞工觀察”負責人李強也認為，勞資糾紛是常見現象，政府不應將勞動維權定義為異常或“碰瓷”。
他表示，“不存在‘職場碰瓷’。‘碰瓷’這個概念是完全錯誤的。企業違規農民工才投訴的，企業違規了為什麼不去追究企業的責任，政府把這個方向和矛頭搞錯了。”
李強說，“勞動者維權異常名錄”是政府為保護當地納稅企業而對勞動維權者的打壓：“從核心來講這個政策就是為了保護企業的利益，因為政府要把企業留在當地，而投訴、維權的勞動者是異地流動的。這些企業可以為當地帶來很多稅收，企業經營影響到當地政府利益，從某種程度來講，當地政府是不維護勞動者權益的。”
李強認為，該治理方式會進一步導致當地勞資關係失衡，使利益受損的勞動者在日後維權難上加難。他說，政府應該獨立做好勞動保障、監察和仲裁，而不是濫用權力打壓維權人員。
總部位於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（China Labor Bulletin）的統計顯示，去年下半年以來，從網上追蹤到中國發生了近600件工人集體維權事件。
據中國勞工通訊發言人郭展睿（Geoffrey Crothall）介紹，在這些維權事件中，至少七成以上都是追討拖欠工資的集體抗議，件件都涉及百人左右的農民工團體，拖欠的總工資也高達數百萬人民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