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闻发言人参与突发事件处置,可以掌握第一手材料,说话自然底气足,份量重,说服力强。问题的关键是,由于我们的认识,包括在制度层面,对于接受新闻采访,从上到下,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定,所谓“组织纪律”所谓“统一口径”,如果口无遮拦,即使是实话实说,也是绝对不允许的。
否则,便是犯了“分裂这分裂那”的原则错误,是“资产阶级自由化”。即便现在不是文革了,但文革的“遗韵犹存”,如变相地“扣帽子”“打棍子”。而且较文革的“杀伤力”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文革,一旦戴上反革命帽子,便意味着被打入十八层地狱,株连九族,永世不得翻身。
如今明里不搞这套了,因为我国已经以法律的形式取消了“反革命罪”。也就是说,我们现在不搞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了,而是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了,重心转移了,国人更加看重的不再是政治帽子,而是经济实惠。
如果说,过去是“政治压倒一切”,“舍命不舍政治”,那么,现在则是“舍命不舍经济”,“舍命不舍财”。当然,尽管由“突出政治”转向“突出经济”,但彼此并没有完全割裂,在某种意义上讲,彼此还相互联系、相辅相成。
你比如讲,为了很好地控制“新闻发言人”,在政治上要求他,必须“顾全大局”,亦即“遵守政治纪律”(至于“道德操守”,有时与政治建设格格不入),如果你胆敢搞“自由化”,我就撤你的职,降你的级。
在中国已经一跃而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年代,对一个官员的“撤职”“降级”意味着什么?给你“政治处分”,只是表面现象,或一个幌子,实则是为了在经济上给予你致命的打击。
由于种种原因,起码在现当代的我国,“当官发财”,已是不争的事实,而且几乎是每个官员的“最高理想”。
过去,可以把你打入政治的“十八层地狱”,现在,则可以把你打入“经济的十八层地狱”。不当官了,没有权了,不能掌握“经济命脉”了,不能“贪污腐败”了,不能随心所欲找情妇了,不能做“裸官”了,这对他来讲,当然绝对的“无法接受”,简直就是“生不如死”。
总之,你听话,我就让你“谁发家谁光荣”,你不听话,我就让你“谁受穷谁狗熊”。说来说去,还是文革那一套的“翻版”。
体制不变,观念不变,新闻发言人再多,口才再好,终究是“鹦鹉学舌”。别说新闻发言人,你看看现在的各级官员,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,每天都在讲些什么?他们实在是怕呀。如果一个官员连真话都不敢说,能说这个社会环境是宽松和谐的吗?
(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。)
来源:作者博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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